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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檔案的惆悵與想望—— 李繼忠個展《無法憶起我怎樣到達這裡》

作者﹕丁穎茵


「絢麗的都不長久
連察覺的時間也欠奉」(註1)

香港是一座失憶的城市。大夥兒為求搵食,任由城市發展推倒古蹟,也順帶推倒時間所凝聚的人情與社區。政府不設《檔案法》,得以肆意銷毀13多萬米的文件,而官方號令所及,檔案處等記憶機關更板著一副諱莫如深、拒人千里的冷面。假若有關香港的檔案資料一一散佚,我們還認得出自己的面貌、記取香港何以為香港嗎?檔案資料可以告訴我們甚麼香港經歷?

「檔案」包羅了形形色色的「歷史證據」,如商業合同、法案文件、地圖與圖則、口述歷史檔案、新聞錄像,又或立體建築模型等。「檔案學」更將不同媒介材質、不同類別的「資料」分類、整理、歸納,使之凝止於時間流動之中,保留過去確確實實的記憶。檔案的搜集、編目與記錄必須恪守所屬機構的工作規章以及學術領域的邏輯,試圖從無序的萬事萬象中掌握過去,彷彿也就找到了知其所以又心安理得的依歸。


可是,不少檔案學學者均指出文獻徵集、整理檔案分類,以及保存檔案紀錄的過程,參與者無法保持客觀的立場,檔案保留的決非毋庸置疑的「史實」、「事實」。近年檔案學更關注大眾如何使用檔案,檔案室如何演化成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畢竟保存檔案資料,卻又任由它束之高閣,我們所保留的只是了無意義的零散資料,不痛不癢卻又無從探究的記憶。


一頭栽進文獻資料堆,藝術家李繼忠研究檔案文獻,試圖連結不同時空的人與事,發掘過去之於當下、之於我們的意義。與歷史學者職志相近,藝術家的研究旨在理解過去與現在的聯繫,重塑我們對於某一歷史事件的論述。可是,李繼忠的研究不同於歷史學的考據。歷史學者試圖接近真象、理解世事變與不變的脈絡;藝術家追尋的卻是時間的幽幽微光——那些藏匿於時間縫隙、游離於記憶與遺忘邊緣、看不清摸不透卻又隱然透著七情六慾的生命之聲。歸根究柢,李繼忠想要捕捉過去的吉光片羽,以其藝術語言訴說平凡小人物浮游於時間之流掙扎求存的故事。其個展《無法憶起我怎樣到達這裡》,對照40年代日軍忠靈塔與英女王銅像的不同命運,重拾戰地香港的悲歡離合,反思人如何面對時代、面對制度崩壞與失常。


「要忘記的時候忘記,
人要作惡毋須理由」

甫一踏進展場,一架投影機正吱吱嗄嗄低語,叨叨碎碎唸之間,吐出一幀又一幀磨蝕得灰敗的影像。一幢樓房聳立於山頂。衣冠簇擁,人人談笑風生。煙塵迸射,一磚一瓦頽然剝落潰崩。投影片段的右側,四幅黑白分明的圖片截取了影片的關鍵時刻——漫天灰茫茫、人群圍觀、大樓倒下……獨留一抹白,刷得畫面空空洞洞。


藝術作品《復還、繕修與進退維谷(忠靈塔)》重現了一段戰後香港史——一段血與汗的痛苦回憶。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本擬矗立一座雄偉的忠靈塔,以居高臨下的氣勢壓得香港人再也抬不起頭。在設計師的構想中,塔身高80米,重約900噸,由大麻石砌成,方才配得起大和民族的威武。為求早日完成這一浩大工程,日軍脅迫香港人捐獻籌建資金,又強徵勞工沒日沒夜的運石拉石鑿石。忠靈塔紀念為國捐軀的忠誠,也宣示殺戮與勞役所漬染的帝國榮耀。1947年2月,忠靈塔倒下,意味著港英政府以毀壞消解侵略者的威權,也順帶抹去香港被征服被壓迫的創痛。抹去記憶,香港就從此走出戰爭的陰霾?誰又可以決定我們記得甚麼、忘卻甚麼?


這段往事藏於檔案處某一不為人知的錄像菲林。不知怎地,錄像竟然再也沒法放映。李繼忠以定格攝影重現過去,似要挽回這段屬於香港的回憶。不過,作品所呈現的歷史片段畫質粗劣含糊,彷彿卡在記憶與遺忘的縫隙,往事的因果由來盡皆七零八落。與其說藝術家意在召喚歷史的記憶,倒不如說他更著意讓觀眾看見過去即將散失的黯然無聲。親歷過去的人總得讓路給對歷史不甚了了的人,我們就任由一切煙消雲散?


「我的現在是他,
而過去是甚麼﹖」

忠靈塔遭炸毀時,恰巧也是維多利亞女王銅像重返香港之際。前者推崇死亡的榮耀,後者則對當權者歌功頌德。兩者看似毫無關連,李繼忠卻從其命運的交集,揭露出彼此俱為紀念碑的本質。女王的榮耀何嘗不是建基於殺戮與勞役、放任暴力與貪婪橫行?又何嘗不是自恃一套「文明優劣論」,強行將自己的信仰、語言、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加諸於香港?


展場上,藝術家所複製的不是一尊我們熟見的歐式古典雕像,而是九件支離破碎的銅像殘件。剝去其他華麗的裝飾,複製銅獅看來細小又馴良;就連向來傲視萬民的王冠也置於視平線之下,失去了王權的莊嚴。女王不見了,剩下一截刮得破損的銅臂,根本無從辨識政治領袖的魅力。顯然,李繼忠無意重現女王銅像屹立於維多利亞城的威儀。在銅像所經歷的悠久歲月,藝術家更著意其損毀與修繕的過程,從中考察權力的榮枯盛衰。日治時代,原來的殖民者走了,另一殖民者又進駐香港。響應日本國內的獻銅運動,女王銅像被掠走,有待重新鎔鑄成軍方物資。然而,日軍戰敗投降,盟軍從某一不見天日的兵器廠發現殘缺不全的銅像,遂將之運回香港。

鑽研當年的修繕清單,李繼忠糅合3D合成與傳統製銅技藝,重新修復銅像殘缺的部件,也試圖補完戰後銅像失而復得的歷史。殖民者維多利亞一直佔據著香港的公共空間,究竟從未踏足此地的女王對我們有何影響?我們對於殖民地政府如何行使權力、如何分配資源又有多少認識?藝術家的修復工程不在乎考究銅像殘件本來面貌,而在於呈現歷史詮述的失落——檔案資料的闕如、我們對於殖民統治的過去所知甚少、政府對本地史與本地人身份的改造又再刪去所餘無幾的往事。放諸今天,香港如何遊走於過去與未來、發展與保育、全球與本土之間,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


「面對屍體與靈魂,
人會慢慢失去講故事的能力。
現在加入想像,
算是給自己一些慰藉」

香港歷史檔案屬於誰?答案當然並不僅僅屬於專家、學者,又或研究人員,而是任何想要認識這座城市的人。這些人有的生於斯長於斯,有的熱愛此地想要明瞭其前世今生,也有的驚訝於這座城市的旺盛生命力,有意探究其曲折經歷。李繼忠的創作以其藝術語言重新掌握檔案文獻的詮釋,開拓我們對於檔案文獻、對於香港史的想像。他說︰


「歷史當中的『人』已逝去,但留在『物』身上的蛛絲馬跡,卻可以是創作的養分,因為它是追溯『人』的存在、說話與行為最佳的憑據。」


或許平凡小人物的故事並不足以載入史冊,但藝術家卻相信每個人的經歷都反映了時代的不同面貌,藉以戳破我們對過去的迷思,重塑歷史的既定論述。爬梳歷史圖片、軍隊文書、宣傳海報等文獻資料,他創作了一段三頻錄像投影,以駐港英軍、日軍妻子及忠靈塔守墓人的眼睛,回看人如何活於亂世、如何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遊走於虛構與現實之間,作品從個人微不足道的感情擴展至社會集體的情緒感受,提供了另類「歷史文本」討論一段日漸失落卻未敢忘懷的黑暗時光。

作品由一封英軍將領的私人信件展開,講述有關女王銅像失落日本的情報與坊間報道有所出入,幾番催促軍方調查不果,不得不任憑真相湮沒。面對時代洪流,確實沒有幾個人做得了主。對於來港探望丈夫的日軍太太而言,她冷眼看著軍國主義的發燒發熱,猜度自己與丈夫可望而不可及的距離。孤獨一人,她漸漸享受周圍環境的肅殺,寧願「被薰黑的黑暗包裹著,跟恐怖產生一種親密關係」。同樣活在黑暗中,忠靈塔的守墓人嘗試說服自己「時間是一種必須急切被消耗的東西」,被日軍抓去當苦工並無不妥,反正勞動證明自己依然有用。可是,他始終不明白忠靈塔有甚麼值得守護,更搞不清眼前一切暴力破壞所為何事。


過去我們閱讀日治時代的香港,幾乎就以「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等字眼草草說明三年又八個月的暗無天日。我們記得日軍屠殺平民、飢荒鬧得人人瘋狂至吃屍骸吃活人,還有物資短缺得林木遭砍伐、家居銅製品亦遭搜刮一空……藝術家的創作卻從無力對抗時代的小人物著墨,反思個人如何置身於失常的世界,從崩壞的制度尋求「正常」的生活。故事的主人翁要麼追求真相,要麼渴求一段溫暖的親密關係,又或僅僅抓著見用於世的憑據。這些卑微的願望展現著人所以為人的欲求,但處於動蕩時局之中,一切顯得奢侈而不切實際。三段故事編織出社會環境之於個人經歷難以名狀的質感——失重無力、壓抑冷漠、困惑不安——無法以理性分析,卻又真切地承載著個人以至集體共享的生活感觸。


不過,藝術作品終究不同於歷史論著。李繼忠的創作既可視為貼近時代脈搏的另類文獻,也可看成是警世的當代寓言。影片不時掠過停頓的時鐘、浩瀚無邊的汪洋,又或重重疊疊的花枝亂影,暗示著時間予人的不同觀感。在時間流動中,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

戰爭迫著日軍妻子適應生活的困頓,也擾亂了她與丈夫的二人世界。她委托鏡師把丈夫的形象鑄於鏡面,好教他的臉時時活現眼前。但夫妻的隔閡日深,她只得不斷拭抹鏡子,妄圖從鏡像尋回曾經彼此靠近的溫暖。當鏡像取代真實,她看到只是自己所投射的幻想,再也無力回到現實、認清現實境況。她的狹小世界尚未開展,彷彿已然走到盡頭。一如她說︰「一直以為花是慢慢地枯萎,但原來可以一瞬間就枯萎了」。


耐人尋味的是,守墓人為求打發時間,天天大聲誦讀幾份尚能出版的報紙,冷眼看著各國互相攻伐。對著死去的人、看著活生生的野蠻暴力,他赫然發現「系統崩壞之後,變得沒有好壞之分」。一旦抹去是非對錯的判別,一切文明秩序皆了無意義。或許他受不了的,不是戰爭,也非孤獨,而是生命荒蕪又漫長,世上再沒有甚麼東西值得爭取。


從英軍的無奈、守墓人的麻木以及日軍妻子的落寞,李繼忠的錄像作品以個人零碎的觀感編修日治時代的強權暴力,以及個人流離無所依的惘然。當中不同人物的獨白看似散亂無章,卻又以個人聲音穿透國族大義、世界局勢等宏大論述,映照出有關日治時代香港歷史論述的單調。加入藝術的想像,作品以今天的經歷回想昨日的五味紛陳,故事的情節以及反覆出現的影像也可看成是意味深長的寓言,由得觀眾按著自己對於時代、對於檔案資料的運用而歸結出其當代意義。或許這就是藝術家所給予我們的慰藉。好的壞的終會過去,但我們能否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回應時代的挑戰?其實,戰事早已結束,但當中所衍生的糾結——如何面對強權壓迫、如何理解暴力所觸發的絕望與反抗,仍然有待疏解。


「只不過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

面對後現代思潮的挑戰,檔案學漸而由以資料檢索為重心的工作,轉向思考檔案如何演化成知識及意義產生的場域。檔案學的未來是甚麼?學者Terry Cook指出︰


「後現代思潮提倡全新的開放態度、全新的工作視野、不懼於發問又或被質疑的精神,以及敢於反思與承擔的專業操守。後現代思潮也要求檔案專業人員接受本科的歷史建構、理解自己如何左右檔案內容,以及揭露自身的偏頗。後現代思潮看到故事的價值多於資料編排的結構、關注邊緣與中心、樂於保持檔案的多元混雜,又承認其普世公認又確實的一面。」(註2)


檔案學著力有系統地收集、整理知識系譜;而後現代的檔案學更重視對其系統邏輯的省思,以及資料如何建構不同的論述,甚至與時代、與不同社群對話。


檔案學是屬於社群的。而文獻檔案帶來的「想像」不單在於檔案的建構是否能包容不同的參與者、其建構過程能否開拓思考的空間,更在乎文獻資料所涵蓋的內容如何協助讀者發掘文明的理智與感性,並且不斷隨著時間之流而加添上新詮釋。李繼忠以檔案文獻作為創作手法,不但記錄了日治時代的故事,卻也投射了其對未來的期許——發掘文獻的多元聲音;拓展我們對香港、對自身過去的想像。大抵搜尋任何與過去攸關的資料不過為了尋找自我、尋找我們對自己所為的肯定。就在腥風血雨的當下,香港人如何收集自己的過去?如何詮釋自己的過去,尋找改變局面的動力?



註1︰是次展覽,藝術家李繼忠採用一段三頻錄像投影從不同的人物的角度敘述日治時代的香港。其敘述既屬於平凡小人物的個人經歷,亦延展了藝術家對於時代、對於閱讀歷史以至檔案與公眾關係的想法。本文的標題借用作品的敘述,試圖進一步詮釋其引申的想像,從而討論作品,兼且略論有關歷史與檔案應用等課題。


註2︰Terry Cook and Joan M. Schwartz,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From (Postmodern) Theory to (Archival) Performance,” Archival Science 2 (200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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